明义士、理查德·布朗、琼·尤恩、麦克卢尔——这些名字大家听说过吗？作为加拿大出生的传教士，他们在20世纪初期，曾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战争中的中国，兴建医院、诊治伤员、捐资赈灾……他们历经义和团、北伐、抗战等重大历史时段，留下了鲜活的记录。5月23日，加中笔会在云上举办了第十三次大讲堂活动。邀请到中英文双语作家、翻译、滑铁卢大学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彦主讲“加拿大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李彦在讲座中分享了她30多年来对20世纪在华加拿大传教士及其后裔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加两国建交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以及传教士群体对中国社会的杰出贡献及深远影响。
（主讲人李彦）
本次讲座为庆祝加中笔会3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原定两个小时，后又延长了半小时，吸引全球各地众多文史爱好者踊跃参加，讲座内容发人深省。活动由静语副会长策划，公关部长玛莎主持，发展部长叔丁提供云上会议技术支持，文创部长宋曦阳设计海报。
（主持人玛莎）
主讲人李彦为北京人。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同年赴加拿大留学。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执教。现为中文教研室主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李彦1985年起从事中英文双语创作、翻译，长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出国后主要作品包括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雪百合》；纪实文学《兰台遗卷》《不远万里》；作品集《何处不青山》《尺素天涯》《吕梁箫声》《羊群》；译作《红星照耀中国》《1937，延安对话》《白宫生活》；长篇小说《海底》《嫁得西风》；自译中文小说《红浮萍》；合著中英文双语对照《中国文学选读》、英语文集《沿着丝绸之路》《重读白求恩》等。曾获中外多个文学奖项。多篇作品入选《新华文摘》《中国文学年鉴》《中国散文年选》等。
（李彦曾获多个文学奖项）
李彦首先感谢加中笔会提供这个珍贵的机会让她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1987年李彦离开北京来到加拿大温莎大学历史系就读，看到图书馆中大量赴华传教士撰写的回忆录，就对这个群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此为题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1997年她开始在滑铁卢大学讲课，内容一直围绕着中加交流史展开，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中英文创作。她的创作基本上围绕着这几个主题：什么是“人类共同价值观”？为什么传教士会投身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如何给社会带来平等公正的同时又避免贫富悬殊？在教学当中，一位学生给了她一个令人惊讶的回答：《圣经》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每隔50年，社会财产要进行一次重新分配，称为“铢必离（Jubilee）”。
为了找到更多答案，李彦从中加两国最熟悉的白求恩医生入手，研究白求恩精神背后的思想来源。白求恩家族代表阿诺德·白求恩牧师认为，在白求恩身上，兼有基督教及共产主义的因素，因为基督教同样提倡人类社会平等的理念。
在早期来到中国的加拿大传教士中，最为知名的是殷墟甲骨文专家明义士（James M. Menzies）。他精通中文，于1910年在河南安阳传教的过程中发现了殷墟地址，搜集了几万片甲骨，为甲骨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儿子明明德(Arthur Menzies)于1976年出任加拿大驻华大使，成为一名积极推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实践者。六十年代时，明明德与很多传教士子女一起运作，最终促成了中加两国的正式建交。
在研究白求恩的过程中，李彦发现不止是一个白求恩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付出过巨大的贡献，还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
加拿大传教士布朗医生（Richard Brown）长期在河南行医，与白求恩并肩工作。麦克卢尔医生（Dr. Rober McClure）是抗战时期“国际红十字会”的华北主任，负责提供援华物资。生于四川的文幼章（James Gareth Endicott）多次在中国的中学、大学任教职，获得“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香港主教何明华（Bishop Ronald Owen Hall，1933-1967在任）曾帮助八路军筹资建立晋东南“国际和平医院”。1939年他组织派遣“外国医疗援华队”去陕北，两次派人协助、接替白求恩的工作。
许多杰出的女性也加入到支援中国的队伍当中。比如白求恩医疗队的战友琼·尤恩（Jean Ewen），曾作为白求恩的助手一同被毛泽东接见，为八路军、新四军服务。1987年去世时她特地留下遗嘱，要把自己的骨灰送往中国，因为她的心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人类学家饶淑梅（Isabel Crook）是在四川出生的加拿大传教士之女，1943年加入英国共产党，与丈夫一起生活在中国直到去世。1947年，夫妇俩在河北武安调查研究中共领导下的土地改革和整党运动。完成了著名的社会调查《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真实记录了中国“铢必离”的过程。
在采访、调研的过程中，一个个被历史烟尘埋没的国际友人、珍稀档案渐渐浮出水面。2014年，李彦采访了白求恩战友的后代Bill Smith，因为当地英文媒体报道他持有一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毛泽东与白求恩合影照片。Bill的父亲爱德华生于中国贵阳，也是传教士的后代，是加共党员、记者。最后在李彦的努力下，Bill将这张珍贵的照片捐给了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彦看到一份珍贵资料：1937年6月，曾经在安徽怀远工作的传教士毕森教授（T. A. Bisson）在斯诺的引荐下秘密前往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袖，留下了珍贵笔记。这些笔记一直无人知晓，直到35年后才得以出版面世。
说到“Missionary”的中译，饶淑梅的儿子Michael Cook认为把它译作“传教士”有误导之嫌。Missionary的英文本意原指某个有宗教背景的团体，集资派遣医生、工程师、教师等年轻人到异国他乡去，或为传播自己的信仰，或为当地人民提供服务，比如在教育、扶贫、医疗保健、经济发展等方面。公平而言，传教士的工作性质，其实类似于“海外义工”，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国际志愿者”。而加拿大的传教士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往往并不停留在发达便利的港口城市，多数去了相对贫穷落后的内陆地区，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甘共苦。
回到主题Jubilee，李彦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学术命题：为何基督教传教士会积极参与中国社会的改造和革命？她认为，大多数传教士所秉持的按需分配、财产共享等理念与基督教教义存在着深层的价值关联。她介绍了北美地区胡德莱特公社的发展壮大，这个群体对社会平等公正的追求，展示了真正的基督徒和共产主义者在信仰与追求上的共同之处。
讲座结束进入互动环节，观众纷纷提问请教。当问到在中国的加拿大传教士总体人数和男女比例时，李彦回答说大概有几千人，教会一般会尽量派夫妻同往。某些教会派的女性比男性多，比如河南派去了大量的女护士和女教师。
聊到社会的平等公正，瘦灯指出原始社会时物资是平均分配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才出现了贫富不均的现象。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进步，在现代社会中，能源和资源都已经十分充裕了，在这个情况下，经济利益的Jubilee 已不是当务之急，而AI出来后，信息资讯产生了极大的差别，会不会也产生了要求平均的想法？所以Jubilee是不是也要改变它的定义？李彦解释说：虽然圣经规定了Jubilee，但实现它却是一个残酷的过程，因此，现代国家通常用税务和遗产税来实现。
（加中笔会会长孙博）
加中笔会会长孙博最后做总结性发言。他认为本次讲座虽有较强的学术性，李彦作为文史学者和作家却讲得通俗易懂，令他本人及参会者都受益良多。李彦的研究不仅拓展了中加关系史的研究视野，也为跨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他呼吁笔会成员发挥专长，走上讲台，分享知识，让名牌活动“加中笔会大讲堂”继续办下去。
加中笔会电邮：jiazhongbihui1995@gmail.com
（撰文：明逸；摄影：瘦灯；海报设计：宋曦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