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拉丁裔等有色人种的学生可以进入知名高等学府深造，美国很多顶尖大学在招生时采取了种族配额制或隐性筛选机制。但是，此举却让亚裔学生乃至白人学生面临招生歧视。特别是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歧视亚裔学生的问题，更是受到广泛关注。
与此同时，公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也被起诉歧视亚裔和白人学生。最近，经历了反反复复的漫长诉讼程序，美国最高法院将对此案做出裁决。
从平权运动到亚裔歧视
1960年代，在黑人运动的推动下，美国通过了《平权法案》，旨在促进大学种族多元化，让更多有色族裔学生可以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美国历史上曾经发生多起严重的黑人歧视事件，黑人为了争取自身权益而组织起来，共同推动教育、就业、福利等政策的种族倾斜。
《平权法案》要求大学招生要考量种族因素，让历史上备受歧视的黑人、拉丁裔等有色人种得到适当偏袒，避免大学清一色的是白人。
吊诡的是，为了反歧视而生的《平权法案》，却导致了对其他少数族裔特别是亚裔学生的歧视。这种类似于种族配额制的招生做法，促使亚裔学生内部激烈竞争，他们要想取得精英大学的入学资格，往往需要取得比其他族裔学生高出许多的成绩。
平权运动和多元化诉求导致亚裔学生面临招生歧视，而白人学生在一些大学的入学名额也被挤压。
哈佛大学是首屈一指的知名高校，在招生政策中歧视亚裔学生的问题也最受关注。同黑人、拉丁裔或白人学生相比，亚裔学生的学术成绩更高，但他们获得入学资格的条件也更高。
2014年，针对哈佛大学在招生政策中歧视亚裔学生的问题，学生组织“公平入学”提起了诉讼，认为强调种族多元化的招生程序，挤占了亚裔学生本应取得的入学资格。
《哈佛校报》 （The Harvard Crimson） 披露的数据显示，2022年获得哈佛大学录取资格的1954名本科生中，27.8%的是亚裔，比2021年的27.2%略高，也高于2020年的24.5%和2019年的23.09%。与此同时，白人的比例从2019年的50%一路下降，近三年依次为45.8%、39.7%和40.4%。如果没有针对亚裔学生的招生歧视，那么亚裔学生比例可能会更高。
种族问题向来是党派政治的关键议题，诉讼案的走向也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摇摆不定。在2019年和2020年的两项法院裁决，均支持哈佛大学胜诉。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时，支持司法部调查针对哈佛大学招生政策的诉讼。2021年12月，拜登总统支持的最高法院则驳回了针对哈佛大学的诉讼。最近，这一诉讼又峰回路转，面临新一轮的翻盘可能。
《纽约时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不要再让亚裔成为校园多元化的牺牲品了》，认为现在到了抛弃平权运动和种族多元化的时候，不应继续对亚裔学生进行招生歧视。该文认为，当前对亚裔学生的歧视，就像20世纪初部分常春藤盟校对犹太学生的偏见一样，只不过手法更加隐蔽罢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打着改善高校多元化旗号的做法，恰恰造成对亚裔学生的歧视，最终可能反而会损害其所倡导的多元化和公平入学。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平权法案》的帮助下，黑人和拉丁裔学生取得了精英大学的更多入学资格，但他们如果能够被其他大学录取，顺利完成学业并毕业的机会反而可能更大。也就是说，一些本适合进入其他大学的有色人种学生，因为降低标准而进入精英大学，却可能难以完成大学学术要求，甚至面临辍学风险。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美国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一书中，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就谈到这一问题。作者是出身贫寒家庭的黑人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哈佛大学的助理教授。但是，他通过调查发现，“寒门难出贵子”，贫困学生在精英大学的录取道路上历尽艰辛；即便进入大学后，也难以真正融入大学的“富人俱乐部”。
为何是亚裔学生？
之所以是亚裔学生，而不是其他族群遭受美国精英大学的招生歧视，同亚裔群体的人口特征有很大关系。
美国著名移民和亚裔美国历史学家、明尼苏达大学移民史研究中心主任李漪莲 （Erika Lee） 出版的《亚裔美国的创生：一部历史》一书，追溯了美国华人移民和华裔美国人的历史，认为虽然“平权行动”旨在消除种族歧视，改善少数族裔在教育、就业等领域的代表性；但是，对于亚裔而言，它却带来了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中美关系紧张，近些年来针对华裔美国人的反移民情绪和行动日益增大。
亚裔学生普遍被认为学术成绩优秀，但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教授李智英 （Jennifer Lee） 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和亚美研究学教授周敏合著的《美国亚裔成就的悖论》一书则发现，虽然美国华裔和越南裔青少年取得了非凡的教育成就，但他们在步入职场和社会时面临严峻挑战。她们认为，亚裔美国人的成功，很难通过文化论和种族优劣论来解释，而主要同美国的国际移民筛选机制有关。
她们指出，儒家文化、虎妈式家教和刻苦耐劳等带有华裔特色的族裔文化因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亚裔移民超级严苛的筛选机制，即能够成功移民美国的亚裔群体本身就很优秀，因而在社会流动时享有起点优势。但是，亚裔群体的整体优秀也使美国社会对其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都是聪明好学的优等生，并抬高乃至扭曲了他们对亚裔的期望。 这种社会期望就像一把双刃剑，既使亚裔群体备受关注，也使他们在教育和职业发展等方面面临壁垒。
2021年3月，周敏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华裔美国人不能被误认为“外来寄居者”或“永久的外国人”，而应入乡随俗和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团结起来通过政治参与来争取自身权益，并通过推动中美关系向好来改善自身处境。
针对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招生歧视进行诉讼，反映了亚裔群体在维护自身权利而采取实际行动。
择优录取还是种族配额？
在择优录取和公平起见之间，高等教育一直摇摆不定，精英大学更是难以取舍。
一方面，顶尖大学追求学术卓越，需要优中选优并公平竞争，如此才能维持和提升学术水准。另一方面，不同族裔的经济社会状况差异较大，需要通过某种政策来使社会弱势群体也能够进入精英大学。在招生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就成为大学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矛盾的不二法门。
但是，同基于种族的筛选相比，更加重要的是关注事实上的弱势群体，而不是依据种族或肤色等标签进行遴选。
即便是亚裔学生群体内部，也存在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而基于种族的招生政策自然会伤及无辜，甚至可能加剧本已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
比如，哈佛大学近些年的新生调查都显示，学生家庭的年均收入整体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学生父母就读于哈佛大学的传承录取比例也有所上升。换句话说，考虑种族因素的招生政策，并没有让更多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可以进入哈佛大学，而寒门弟子“鲤鱼跳龙门”就更加困难重重了。
与此同时，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大学本身，多元化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是适度为之。奥戴德·盖勒在《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一书中就指出，人类社会的人口多样性同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太低或太高的多样性都不利于社会进步，只有适度的多样性才能维持社会繁荣。
特别是对本已非常多元化的美国社会来说，在大学招生过程中刻意强调和追求多元化，反而可能是得不偿失和适得其反的。
高等教育入学，特别是顶尖大学招生的公平问题，是全世界都面临的共性挑战。高考制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公平的招生政策，但城乡差异、高考加分、高考移民等问题也受到争议。针对少数民族、偏远乡村地区等的高考加分和倾斜政策，有利于保障教育公平，但也让一些人钻政策空子，并导致高考招生政策的执行偏差。
今年9月，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近些年来清理和规范高考加分，目前已取消5类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并逐步取消95类地方性加分项目。在少数民族加分方面，高考也在逐步完善，使其朝着公平、规范和精准的方向发展，避免高考加分的滥用、泛化和无序。
随着人口流动、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未来涉及高考招生的公平问题，也可能会成为社会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在高等教育入学政策方面未雨绸缪和提前规划，避免被动响应和积重难返，不失为教育部门的可取之道。
